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6/9)

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袁绍传》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刘氏种不足复遗。”胡三省评论此事，谓“卓意欲废汉自立”〔37〕。袁绍当时对董卓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然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篡逆”的议论。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