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九章 《凶手不只一个》(1/2)

第六百五十九章《凶手不只一个》

跟龙国商业圈的人合作，王耀算是第一次，这么久以来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算是艺术圈或者文化圈的，包括吴天来也算是。

隔行如隔山，不是办个公司就是企业家了，转行的行业思维才是决定专业的最基本要去，因为每一个行业或者职业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不过未来商业市场发展还是要跟这些纯商人合作，所以王耀这次算是做了个小小的尝试。

而且郭老板身上有一种晋商的精神，土地贫瘠的山西，孕育出近代最具有国际观的商人。

他们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三晋大地上筑起高墙大院、开创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晋商首创员工分红入股，并且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制；他们打通北至莫斯科，西至伦敦、东至纽约的茶叶之路与金流通道。晋商的总资产比清朝国库还庞大。

晋商从明朝初期发迹到民国初年没落，500年之间，晋商的马车与骆驼队开辟出对外贸易的盐路、茶路。他们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开辟南起武夷山、北越长城，穿越蒙古戈壁，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

这是丝绸之路没落后新兴的国际贸易路线。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

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

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其他商派则无。

晋商重义，义是儒家文化中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晋商身上有一种守旧和发展共存的精神，是现代以西方商人思想和意识影响下，华夏商人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西方商人对于开拓和创新有着执着的追求，以至于对人文本身具有冲击性，因为商人的意识都是最先进的，如果太过先进的商业意识会让市场更新快，以至于让很多人跟不上，不只是消费者，连从业者都跟不上，这种追求对于龙国的状态并不是适应。

入股王耀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晋商精神的商业伙伴，那么就能从商业角度辅助文化复兴，因为商业文化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全世界的经济都依靠着美帝，所以规则也都是由他们说的算，在这种竞争下如果不产生独立意识，那么华夏的商人，市场，拥有只是西方商业的现金奶牛和廉价劳动力。

即便有机会进军海外，竞争力的主动权也都是由西方主导。

毕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

和郭老板聊到凌晨才结束，王耀回家后本想着处理一下《妇好传》的后期，但是没想到竟然有一种疲乏感，只能选择去睡觉了，因为从抽取干细胞之后，他一直没怎么休息，可能真的像系统说的后遗症。

一觉睡到自然醒，还没睁开眼就感觉有人在身边看着自己，吓了一跳。

“学姐你作甚？”王耀起床揉了揉有些发胀太阳穴。

“你睡得挺香啊。”宋芊芊坐在床边看他“电话都吵不醒你。”

“电话吵不醒，不是被你吵醒了。”王耀打趣道“谁的电话？”

“赵凯的。”宋芊芊说道“打了一上午，你回一个吧。”

王耀点点头，打了个哈欠接过手机拨了回去，顺便看了看外面的景色，目测已经下午了，自己竟然睡了这么久。

“王耀？你出什么事儿了？”电话接通响起赵凯关切的声音。

“没事，手机静音。”王耀说道“你出什么事儿了？”

“我最近接到一首不错的歌，我想做一下推广，可是好像不太方便，跟蒲敏姐商量了一下，觉得发行不太有宣传效果，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赵凯说道。

“什么歌？她都感觉捧不红？”王耀有些惊讶。

“一首说唱类型的歌。”赵凯说道。

“哦，那确实有点困难。”王耀笑道。

说唱这种形式在西方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