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与《白虎通义》(2/6)

张衡这里所提示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张衡给谶书的定义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这是谶语的特点，但他忽视了“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而不是科学的预言。二、成哀之后，始有谶书流传。三、谶书虽托于孔子，但其中记有战国时的事，可见非孔子所作。又有汉时州郡、陵寝，足证谶书出于汉代，成帝、哀帝以后，才有谶纬流传。桓谭、张衡都是汉代通儒，他们距谶纬形成的时间很近，洞悉当时的情况，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此后，有许多学者都赞同张衡之说。清代阎若璩也说：

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案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何也？余日：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日：“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尚书古文疏证》卷7)

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而图谶成于哀平之际，是颇有见地的。谶纬出于汉代是有大量的事实根据的。

二、谶纬的定型和兴衰

如上所述，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依傍经术的书籍。王莽时征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汉书·王莽传上》）其中许多是方术之士，大量制造图谶，使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后汉光武帝刘秀应图谶兴起。《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据《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于“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应劭注即引此谶为说。光武帝刘秀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可见《赤伏符》的谶文在光武帝生前早已流传，所以刘歆才有改名应谶之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光武帝刘秀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兵，汉高帝刘邦于前206年灭秦称汉王，由高帝灭秦至光武起兵正好228年，合于四七之数。《赤伏符》之谶可能出于汉成帝未年，成哀之际，此谶流传已广，所以才有刘歆改名应谶。光武帝取名秀是否也有应谶之意或属偶合，已难详考。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兴起是利用了谶纬的。在王莽时；卜者王况为李焉作谶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汉书·王莽传下》）的话。刘秀的同乡李守“好星历谶记”，王莽时为宗卿师，他也造“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见袁宏《后汉纪》卷一）。李守的儿子李通就利用这条谶语去鼓动刘秀起兵，后来刘秀以应《赤伏符》的谶语即皇帝位。光武帝因图谶兴起，即位以后，所以他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包含着两层意义。（1）在这以前，图谶可以各自造作；如上所述卜者王况可以为李焉作谶。又如公孙述据蜀与刘秀对立，就曾自造谶语，杂引谶记来同刘秀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应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大守乙绝卯金也。……光武患之，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那？’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这是一场刘秀与公孙述互相利用谶纬的神学斗争。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在新莽之后谶纬已经广为流行，传播开来，并且种类很多，所以公孙述可以引“《春秋》为赤制”。据《后汉书》李贤注这是《尚书·考灵昭》之文。又引《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等谶纬书，说明当时已是“纬候稠叠”。（《文心雕龙，正纬》）而各人对于谶纬的含义可以任意解释。所以公孙述引《考灵曜》之文就说《春秋》十二公，可见孔子为汉制法，只能传十二代。从高帝刘邦到平帝刘*

为十一代，加王莽所立孺子刘婴，正好十二代，以为汉运当终，这是公孙述的解释，他并在手掌上刻“公孙帝”三字以应谶。但刘秀则说“公孙”是指汉宣帝“公孙病已”而言，又驳斥他以掌文为瑞之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过去的“秘经”棗绝密的宗教神学文献公开出来，所以张衡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说：“《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即指《河图》《洛书》这两类谶书凡四十五篇，合于五九之数。再加《七经纬》三十六篇，所谓“六艺四九”，两者加起来共八十一篇，这即是张衡说的“篇录已定”。以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要严加惩办。如汉明帝时，楚王英交通方士，造作图谶，被告发说有逆谋，判为“大逆不道”。结果楚王英自杀，牵连达一千多人（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