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1/4)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曹操势力起于华北、山东，关东大部分地区平原广炭，地势平坦，适于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集结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区，这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源条件。因而经过官渡之战歼灭袁绍主力，曹操很快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