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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本土还是十分严重的，虽然压迫的情况因为徐清的严打而少了很多，只有少数情况在个别地区泛滥，主要表现就是越富裕的地方，公务员的态度越好，而越不富裕的地方，那些地方官员的态度就越差。

这也很正常，越富裕的地方，市民阶级的数量就越多，中产阶级的数量也越多，还有许多的脱产者，这些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自然需要精神上的需求，同时还有被尊重的需求，而官员在古代，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就是高高在上的了，俗话说父母官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而那些衙门里的吏员，往往也高人一等，并不拿百姓当一回事儿。

但随着地区的富裕程度提高，市民阶级的力量开始壮大，他们也开始追求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再加上资本家们的有意推动，以及市民阶级自身也在反抗，比如说女权运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他让做官的资格不再被男性独有，而在社会上，则是体现了民权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因为财产的增加，自然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提上了议程。

在古代，一个吏员想要让一个家庭破产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代表着衙门，胡作非为根本没人关心，但随着几次事件都被市民阶级联合在一起反对，从而打破了衙门的权威性之后，这些地方自然也慢慢开始有了尊重。

尤其是这些富裕地区，因为经济的发达，报社也好，还是私人的联合组织协会都非常的多，通过这种协会，将一个城市的人全部粘合在了一起，这就让人不再是单独面对朝廷，而是一个集体面对另一个集体而已，这自然让官府也不得不收敛了，同时再加上几次宣判因为太过于偏袒衙门，最终导致民乱，朝廷几次三番重申之后，许多富裕地区，自然也就情况越来越好了。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地区，普遍接受教育的水平都很高，这也让他们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在贫困地区就很难了，他们遇到问题，更多的还是找家里的老人，族里的宗老来解决，而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大部分都还保留在农业时代，跟现代法律是完全脱节的，所以自然官员们也是如此，在他们的眼中，官员把他们当狗看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谦卑的官，当久了自然也就自大了起来。

而在发达地区不同，这里许多人每个月赚的钱并不是当官的赚的少，还有很多甚至要比这些当官的赚的多得多，这些人自然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他们的手里还有大量的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工人，又或者是人脉，且这些人大多担任议会公职，掌握监督权，自然可以对这些官员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同时法律程度的提高，也让他们敢于去跟衙门打官司，其实徐清所指定的许多法律都已经很完备了，但是贫困地区去打官司的人却很少，他们本能的惧怕衙门，这让他们宁愿受欺负也不愿意去打官司，而发达地区则不同，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因为诉讼业务的发达，甚至法院门口经常是人满为患的，人人都打官司，无论是东西被偷了，还是自己受到了侮辱，他们也要打官司，搞的任何法律毕业的人，只要听到自己即将去昆山就任，立刻就得昏过去，因为诉讼案子实在是太多了。

但许多有志于法律事业的人对于昆山便格外偏爱，甚至托关系也希望到昆山去工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极其讲究法律，讲究契约，这就好办了，像许多的法官，一年到头来都接不到什么案子，也没有来告别人，根本就是一个清水衙门，不出几个月的时间，上学学到的那些东西就能都忘掉了，像这种地方在整个宋朝遍地都是，这也是许多贫困地区贪污反倒更严重的原因了。

就是因为在很多地方，他们并不觉得贪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这跟他们本来也就没什么关系似得，而发达地区的则不同，每个月的养老金变了多少，他们都是要看的，若是发现这个月发的和报纸上说的不一样，立刻就得闹起来，而贫困地区，他们根本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朝廷的中央报，自然也就不可能掌握这些情况了，许多人把这些拨款打个八折发下去，底下的群众甚至感恩戴德也说不定。

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些老百姓千百年来只有交钱的份，什么时候竟然能够拿到朝廷给的钱，便是一文，他们都会开心的飞起来，至于具体是多少，实际是多少，则根本没有人去关心，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

而因为这些发达地区的人喜欢打官司来解决问题，同时市民阶级的崛起让百姓更加希望得到尊重，而市议会的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力量，于此同时，在这些发达地区，报社的数量堪称惊人，比如昆山这样的城市，光是报社大概就能有上百家，汇聚各个方面的探讨，记者上千，通过他们的仔细搜查，许多贪官污吏的钱财根本没有办法隐藏，若是出现吏员欺负市民的情况，他们便连篇累牍的报导，即便法律处理不了他们，也让他们的亲人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让他们被人指着脊梁骨骂。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是要脸的，面对这么大的名誉损失，许多人自然也就收敛起来了，所以在越发达的地区，吏员对待百姓的态度便越好，而贫困地区则越差，同样贪污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再发达的城市，吏员对老百姓，始终是有一点高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