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炮兵上尉到上海领事(1/2)

麦华陀把赵大贵领到巴富尔办公室门外，然后让赵大贵稍等一下，自己先进去通报一下。

过不多久，赵大贵才被请进屋里，得以面见上海的第一人领事乔治.巴富尔。

乔治.巴富尔剩余18o9年，此时正好是三十四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举止之间带着军人特有的果断。

赵大贵对乔治.巴富尔的履历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的父亲乔治.巴富尔（又是个父子同名）是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军舰舰长，弟弟是印度的著名外科医生。

乔治.巴富尔本人很早就参加军队了，一直做到炮兵上尉，在鸦片战争期间随原先任印度总督的璞鼎查来到中国，参加过多次战斗，后来作为璞鼎查的随员，参加“南京条约”的签署等多项外交事务，据说其职务之一就是清廷一千多万两战争赔款的接收专员（不知道这是什么职务）。

在条约缔结后，巴富尔被璞鼎查任命为驻上海英国领事，不久前才到达上海，推行璞鼎查下达的多项政策。

此时的巴富尔在上海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就是租个房子也要受到清廷官府的抵制，好不容易跟民间人士达成租房意愿吧，还被人当做赤佬观赏，出门买东西都要被人故意抬高几倍的高价，总之过得很不顺心。

因此，对于麦华陀报告说有一名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人到访，巴富尔还是非常关心的。

赵大贵和巴富尔见面行礼，麦华陀在旁做陪同，对今后历史影响深远的见面就此开始了。

赵大贵坐在领事桌前的椅子上，用英语跟巴富尔闲聊几句，给巴富尔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这时代的清朝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位，也都只会些广州英语，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上海，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讲，精通中文语言和文字的外国人还好找一些，找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字的中国人，就困难很多了。

就是以刚解散的十三洋行而言，会说广州英语的通事还有一些，但这些本该专业的外语“专家”也没有一个会阅读英语文章，遑论说是会写了。

所谓的通事奉海关监督之命充当译员，领有专业的牌照，也是洋商的许多雇员的领。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在1832年的“对华商务指南”中描述过：

“通事是地位次于行商，是被称为通晓外国语言的一帮人...虽然他们当中谁也看不懂也写不出一行普通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除了他们所使用的广东英语以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传译人员...中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翻译问题...由于广东英语这种拙劣的翻译工具的贫乏，通事们即使出于善意，也会把要表达的问题误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大贵凭借现代社会十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就是没有任何辅助，也能把那些清廷认可的所谓专业翻译甩出几条街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时代的英语语法和常用词汇跟一百多年后有很大不同，但赵大贵依然会是唯一能多少看懂英文资料的中国人，至少以后学起英语来也会比别人快很多。

不过，这时候巴富尔指出这一点，赵大贵心里却是咯噔一响，比别人强一点只是优秀，比别人强太多，就会引人怀疑的，是有反常即为妖吗。

“原来是这样，我倒很好奇，当初赵先生是怎么学习起英语的。”果然，巴富尔貌似赞扬地扔出一句话，但语气中已经多了一丝玩味。

“说起学习英语，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要感谢一位可敬的神父，是他给我传授了大量的知识。

我的家乡就在广东钦州，也属于沿海港口，跟安南地区几乎相邻，有很多同乡有到安南或南洋的其他地区做生意的，当然偶尔也有西方的传教士过来传教的。

有一次，我所在的村落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服饰容貌都与本地人迥然不同，乡民见识不多，都感觉很害怕。

我当时年少莽撞，又从一些书籍上看过有关泰西之地的描写，便大着胆子与其交谈，然后成为了朋友。

这位传教士在我家乡那里传教三年左右，教会我英语，还赠送一些西洋书籍，才使得我对西方文明有了比别人多一些的了解...”

赵大贵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关，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番说辞，此时侃侃而谈，倒没有什么破